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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抵达深圳视察。18岁的苏州中学学生周海江在家里的12寸黑白电视机机里看到了这个引领国家改革的充满力量的身影，他心潮澎湃，决定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
苏州中学文脉昌盛，有着史学家胡绳、物理学家钱伟长这样的毕业生，也曾有钱穆这样的国文教师。最优秀的学生都会奔赴北京，求取功名走入仕途，或者苦读留洋成为顶级的科学精英和专家。
作为当时苏州中学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周海江的选择在很多人看来不可理解。他选择了南下，在保送深圳大学的名额被相关规定取消后，他又自己考取了这个新创立才1年的大学。后来，他在这里加入中国共产党，沉浸于深圳改革创新的氛围，并在创业生涯中将这种改革前沿的气质一以贯之。
30多年后，作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红豆集团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的周海江同样做出了不同于其他企业家的独特思考，用自己30多年的创业经验，写就一本《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思考如何通过现代企业制度、企业党建和社会责任“三位一体”的融合，探索一种适合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并超越西方的企业运行模式。
这种企业理论的创新，与其说是一种中国新一代企业家的智慧凝结和责任担当，不如说是一种朴素的家国情怀在这位共产党员身上的展现。
红豆集团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周海江
履行责任才能“民心相通”
检验一家中国企业的“品质”，最好的方式是，看它在国外，是否也和国内一样会“如鱼得水”。
2016年6月7日，由红豆集团等中柬企业投资建设的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简称：西港特区）迎来了“百家企业入园”庆典。
近年来，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多次提到西港特区。2015年04月，习近平在雅加达会见柬埔寨首相洪森时强调，“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合作，运营好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2016年10月，在对柬埔寨王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习近平在柬埔寨《柬埔寨之光》报发表的署名文章中也提到，“蓬勃发展的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是中柬务实合作的样板。”
西港特区2008年2月奠基，总规划面积11.13平方公里，红豆集团是主要投资方。在柬埔寨，西港特区被当地人民称为“柬埔寨的深圳”，洪森曾多次表示“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是我的亲儿子”。
西港特区很“牛”，但“牛”的背后是它完美地实现了商业价值和社会责任的统一。周海江对《南风窗》记者讲了一个例子。在柬埔寨，罢工是一种常见现象，这个国家三个人即可成立工会。但在西港特区，从未发生过罢工，当地群众根本不允许工会来园区串联，从而破坏园区建设和生产。
迄今为止，园区已为柬埔寨当地群众提供了1.6万个就业岗位。周海江说，“民心相通”最基本的要求是站在普通人的立场考虑问题。柬埔寨是一个勤劳和善良的民族，他们和我们中国人一样，都希望用努力和汗水改善家人生活和自己的人生。中国企业挺进“一带一路”，首先要考虑当地人民这种朴素愿望，并提供其实现的条件。
2016年2月，在听取了周海江关于西港特区的汇报后，汪洋副总理曾评论说，红豆是把党的群众路线带到了国外。实际上，西港特区的国外案例不过是社会责任领域的红豆国内经验的复制。
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员工下班
对谁去履行社会责任？
“先对自己的员工好”，这是周海江“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中履行社会责任的一个起始点。在上世纪末外来工尚不稀缺的年代，红豆就开始给所有外来员工提供免费食堂，每年增加至少3000万成本。
免费食堂源于一次车间检查。当时正是午休，周海江发现几名员工在车间茶水间吃自带的馒头和咸菜。“为什么不去食堂吃饭？”周海江得知，不是食堂饭菜不好，而是工人嫌贵，他们希望多省一点钱给弟弟妹妹读书。
周海江说，很多外来员工心中都有一个从蓝领到白领的梦。“农村孩子非常聪明，之所以打工，是因为家里穷，要让弟弟妹妹读书”。
于是，红豆内部建立了一种特殊的“阶层晋升”机制。即在一线车间的优秀员工如果被评为“三星级员工”，就可以通过选送上“红豆大学”，读完“大学”即可从车间工人进入生产管理、质量管理、销售等最基层管理岗位，实现从蓝领到白领的“晋级”。
当前，“阶层固化”曾一度引发中国社会的焦虑，红豆在企业内部建立这一机制，极富“正能量”。
红豆总部位于无锡市东港镇，在这个8万人口的小镇，红豆解决了当地十分之一人口的就业，全镇65%的家庭至少有一人在红豆上班。在中共无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周建军看来，红豆之“大”，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红豆和周边社区营造了一种“大家庭”和谐关系。
长期以来，太湖地区是传统的轻工业中心，污染问题相对严重，纺织业尤甚，但红豆是“例外”。这得益于红豆在环保和资源节约方面不计成本的投入。
在无锡，红豆最早设立了自己的4.2万平方米工业园，并建立了万吨污水处理厂和8万吨给水处理厂。还主动关停一大批利润较高且符合环保部门“硬性标准”的项目，如印染、电池和电镀。
在中国的民营企业中，红豆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对社会责任，比如环保有种近乎偏执的执着。这或许和一个让红豆人悲伤的故事有关。
《南风窗》记者在采访中的得知，红豆集团的前身是集体企业港下针织厂，创始人之一是周海江的祖父周林森。周林森是当地出名的棉花匠，在1950年代末便带领工人把港下针织厂发展成为一家颇具规模的小工场，但英年早逝。由于当时技术条件和工作环境的局限，长期的弹棉花工作让周林森落下了损害呼吸系统的毛病。
在中国的企业界，过去创业艰辛很可能转化为企业两个截然不同的倾向。一是对利润的过分索取，以弥补过去的失去；二是艰辛的创业，刚好让企业更懂得对社会的担当和对他人的关怀。红豆选择了第二种。
现代企业制度必须“制度选人”
周建军在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表示，周海江的父辈、祖父辈都曾是企业的掌门人，但这并不是家族企业“父传子”，而刚好是这家企业不断实践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的理性选择。这是一种“制度选人”。
2004年，红豆集团“海选”总裁。当时，红豆集团党委书记是周海江的父亲周耀庭。实际上，当时的周耀庭清楚，通过这种“海选”，儿子完全有被“选掉”的可能性。而且，所有的选举者和候选人事先并不公开。
经过初选，符合条件的候选人一共有21位。控股层的50位大股东组成了评委。周耀庭只对50位股东代表说了这样一句话：“相信股东们不会拿自己的钱开玩笑，一定会选择那个最适合企业发展的人，而不是受其他因素影响。”选举过程，异常激烈。最终阶段，周海江以49票的绝对多数当选。
宰相起于州郡。中国政治传统遴选人才的标准，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和现代企业制度中相吻合的。因为，理性的股东一定会选择那个独当一面，对企业有深厚感情，最好曾操刀大型改革，善于处理棘手问题的年轻才俊。
1987年，周海江成为了江苏省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位辞掉公职的大学生，他从河海大学教职上离开，回到了港下针织厂。
到了2004年海选之前，周海江已主持了红豆第一家上市公司“红豆股份”的上市，还成功过实施了对上海申达摩托的并购，其分管的子公司长期在全集团位居首位。此外，还分别脱产半年在中央党校和美国马里兰大学学习充电。
股东的选择是明智的。现在的红豆已成为中国实体经济的典型代表，和其他一些民营财团不同，在集团的总量中，50%是传统的纺织服装，30%是橡胶轮胎，生物制药占了5%，而其他仅占15%。2016年，红豆的纳税额比2015年还增加了1.2亿。
周海江认为，红豆的崛起，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国家大势，也得益于这家曾经的乡镇集体企业对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但这一制度也有其缺陷。
在《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一书中，周海江指出，现代企业制度有着资本过度逐利，造成负的外部性的问题，比如“不诚实的”东京电力的股东和高管；劳资矛盾也可能推高交易成本等等。对民营企业来说，现代企业制度是“基础建设”，在此基础上，党建可以帮助有效规避这一制度的很多缺陷。
党建，关键时刻推企业一把
周建军告诉《南风窗》记者，集体经济曾是苏南模式的典型，但随着1990年代末期股份制改造的进行，很多企业的党建不断弱化，但红豆没有。民营企业解决中国大部分的就业，党建工作必须要巩固这一阵地。在民企搞党建，关键是要把党建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优良的党建甚至还挽救过企业。红豆本是一家集体所有制企业，股改之后，股东曾一度多达1000多人。但很多股东对股权的概念其实含糊不清，认为股权可以向银行存款那样随时取回。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苏南部分区域爆发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尽管红豆自己问题不大，一些股东担心企业出问题，纷纷提前要求退股。对当时的党委书记周耀庭来说，问题处理稍有不慎，可能引发链条式反应。
周耀庭对股东们打了一个比方：一头牛被大卸八块之后，它就不再是牛了。这个比方是对股东进行一次股权“启蒙”，更重要的是，他紧急召开了党员干部大会。
在大会上，他说，党员股东和党员干部，绝对不能像普通员工一样，你们是企业核心和中坚。你们失去信心，本来没有问题的企业也就趴下了。最终，这次党员干部大会挽救了企业。
实际上，联想到当时苏南基层金融的混乱，股东基于风险规避的退股需要，也不过是他们的一种“理性行为”。但这种“短期理性”，却会毁灭一家优秀公司和一方水土的长期利益。
当时的苏南，企业崩溃不外乎两种模式，一种是被银行逼债“逼垮”，一种是被股东退股“分垮”。而党建使红豆部分股东放弃了这种“短期理性”。这个20年前党建案例，被周海江写入了他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中。现代读来，依然让人感慨。
红豆党建的框架是“一核心三优势”，所谓“一核心”，即集团党委作为企业的政治核心，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三权分设，互相制衡。“日常经营管理党委不做任何干预，党委的任务是确保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企业百分之百地贯彻和落实。”周海江强调。
红豆基本上踩准了党的大政方针所带来的机会。上世纪80年代，趁着改革开放的东风，红豆产值连年翻番；90年代邓小平南巡之后，组建集团，产权改革；2001年，国家资本市场开放，红豆迅速拥有第一家上市公司；现在，国家推进“一带一路”，西港特区成为“柬埔寨的深圳”。
2012年10月，中组部印发《红豆集团探索构建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与启示》的通知，向全国推广该集团党委探索的“现代企业制度+党的建设+社会责任”的模式，这是全国民企在党建领域享受的最高殊荣。
2016年7月1日，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红豆集团党委书记周海江，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一起接受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表彰，周海江荣获中共中央颁发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一家三代的红色情怀之下，也是创业家精神。在学生毕业典礼上，深圳大学前校长章必功经常将马化腾、史玉柱和周海江这三位杰出校友并列来谈，以其作为后辈的楷模。
在外人看来，这三位校友差不多代表着中国企业家的三种模式：一种是借世界科技潮流之势搞中国式创新的洞察力，一种是背靠母国大市场搞营销创新和要素套利的灵活性，而第三种则是扎根实体做大产业的家国情怀。
30年前，少年周海江曾是苏州中学学生干部中的最高“官员”校团委副书记，在别人眼中，他会走仕途。但他最后的选择说明，如果真的热爱这片土地，随着国家的进步，报效国家可以走的道路其实不止一条。
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听党话、跟党走，迎绿灯、走正道，就是这样一条愈发宽广的大道。
对话
《南风窗》：中国经济学界一直有种观点，即中国企业不如中国经济那么出色。你在书中提到，中国企业必须“三自”，怎么理解？
周海江：“三自”的经验分别是自主创新、自主品牌和自主资本。
首先是自主创新。自主创新包括技术创新、产品创新、业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创新不一定赚钱，但创新能在一段时间内保持领先就能盈利，这才是实体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所在。其实，西方的大公司，本质上就是通过创新基础上的“垄断”来获取高利润的。
目前，红豆旗下的行业已从七八个缩减到了三四个，我们没有盲目扩张，而是在各个板块都通过自主创新做到行业领先。
第二是自主品牌。自主品牌的建立对于企业而言也至关重要，这是关系到企业能否“走出去”的关键所在。在世界经济环境中，品牌是各产业链的链主，只有拥有了自主品牌，才能把握国际产业分工的主动权和主导权。中国企业未来要做的一定是品牌，否则你永远被整合，而无法整合别人。
第三是自主资本。企业茁壮成长，需要金融活水浇灌，所以，红豆集团在做强实体经济的同时，大力发展金融产业。我认为，中国民营企业要采用直接融资模式，通过资本市场收购兼并，让企业获得更快发展。通过银行贷款的间接融资，企业往往缺乏自主权，不容易做大。
此外，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提到了通过资本市场去杠杆的问题。当前，企业负债率偏高，通过合法的方式推动资产证券化，也能一定程度能为改革和实体企业的复苏提供转圜的空间和时间。
《南风窗》：红豆已是中民投股东，并且也成为苏民投（江苏民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发起人。为什么会开始做资本运作？
周海江：投资在红豆的布局中，比例并不高，红豆的资本运作也不算积极。我们在A股只有两家上市公司，和另外一些民企相比，差得很远。
红豆一直以实业为主，两家上市公司都是我们自己慢慢做大，才登陆资本市场的。红豆旗下的一家上市公司，光是IPO排队就排了5年。尽管已经是细分行业第一名，但没有找任何非正常途径上市。在排队期间的纳税已经超过融资额。
参股中民投和发起苏民投，主要是考虑到民企目前面临的一些现实。201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政协委员时，用“亲”“清”两字阐明新型政商关系，这给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民间投资不积极的大背景下，民企抱团进行投资有两个积极意义。一是单独的民企实力不够，抱团投资更有可行性。现在的投资，往往是小项目过剩，而着眼于供给侧创新的大项目却又不够，只有抱团才让民企有机会投大项目。
“抱团”也等于把民企信用进行联合，在与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一家民企的信用和实力不够。政府可能有顾虑，不会把大项目给民企，但联合体则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此外，民企的联合也等于让民营一方利益更加多元化，有利于建立“亲”和“清”的新型政商关系。
《南风窗》：中国企业家越来越流行“圈子文化”，比如某某会，某某协会，有人说它们是中国最顶级的商业圈子。你参加了吗？
周海江：没有，除了工商联的活动，我很少参加。我主要做的还是实业，可能和他们做的有些不一样，平时也非常忙。
《南风窗》：作为民营企业家，这么热衷于搞党建，不怕其他企业家朋友对你有看法吗？
周海江：很多企业家的确会很好奇，但这是因为以前一些企业的党建给外界造成了成见，认为是作秀。企业搞党建，一定不是作秀，一定不能是应付。
如果企业通过搞好党建，真正做到了“一核心三优势”，走得正，吃透并紧跟党和国家的方针和政策，从搞党建中获得了发展的政治优势。那么，他们就会真正理解党建对于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意义。
民营企业搞党建，跟党走，一定不是要跟着官员走。红豆和政府部门打交道，都是和对方党委班子的集体碰头，透明、公开，没有私人的利益。在这一轮反腐中，有的企业吃亏了，但红豆却通过健康的党建，显示出了企业的政治优势和发展后劲。